中国摇滚乐现状:大部分乐队生存状况艰难

摇滚乐2019-11-07 16:48:24

凤凰卫视12月19日《社会能见度》,以下为文字实录:

男: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

解说:很多人慢慢地离开了放弃了。

黄燎原:当你衣食温饱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解说:乐队演出面临严格的文化审查。

梁龙:这个监管机构,我认为还是很可笑的,甚至很愚蠢的。

曾子墨:摇滚乐是一种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人文关怀色彩的乐曲种类,自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摇滚乐一直属于小众文化,而且生存艰难。九十年代以后面对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和世俗化浪潮,80年代的摇滚激情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今天有人说摇滚乐已经“死亡”,也有人说摇滚乐已经失去了批判和进入社会的勇气,没有了“牙齿”,那么摇滚梦是否还在继续,摇滚从业者经历和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呢?

解说:黄燎原是一位资深音乐推广人,策划过数十场摇滚演出,1993年创立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从事歌手包装与推广工作。1998年任《音乐生活报》副总编辑,1999年先后担任唐朝乐队和二手玫瑰乐队经纪人。

曾子墨:很多人提到摇滚乐会给它贴上不同的标签,在你看来什么样的音乐是摇滚乐?

黄燎原(资深音乐推广人):摇滚乐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定义,原来我一直说摇滚乐是一种比如说反叛的音乐,是一种批判的音乐,是一种自由的音乐,是一个永远不停脚步的音乐,是一个永远革命的音乐。

解说:黄燎原上学的时候父亲在美国工作,每次回国都给他带一些摇滚乐的碟片,那个时候他和中国早期的摇滚人一样,都在看一本书《光荣与梦想》,就是这些极为有限的资料带他进入了摇滚乐的世界。

黄燎原:当时看了以后就特别激动,那些人骑着摩托车,光着膀子拿着花什么,就去抗议越战,然后去集会游行,找舞台唱歌。你突然明白,摇滚乐实际上是一个和平的音乐,是一个为人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一个音乐,后来你看得热血沸腾,有一种垦荒者的那种乐趣觉得真好,然后就这么着开始喜欢。

解说:黄燎原进入摇滚梦是从写专栏传播摇滚乐开始,曾先后为《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周刊》,《南方周末》等著名报刊的专栏作家。

黄燎原: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人去传播,那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摇滚乐传播,因为我喜欢写东西。

曾子墨:中国最早出现摇滚乐是在什么时候?如果按我的观念来说,中国第一支摇滚乐队产生于1980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他们是以拷贝西方的摇滚乐为主,比如说拷贝披头士、滚石乐队就这样的音乐为主。这支乐队很有意思叫万里马王,他们为什么起万里马王?说原来朝鲜有一个千里马,说我们叫万里马王,但是实际上万里马王是他们这个乐队四个人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解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结束文革枷锁的中国文艺界空前的活跃,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解放”的声音。当本土摇滚乐刚被国人熟知的时候,大家还是带着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些从业者。

黄燎原:当时那个南都的一个记者采访我,他说你给我描述一下当时什么样?我说当时搞摇滚乐的人都是长头发的,或者没头发的,就是看着都像流氓似的,后来这个文章出来以后,你知道他变成什么,黄燎原说当时搞摇滚乐的人都是长头发和没头发,都是流氓,媒体的以讹传讹就把当时的摇滚乐更加妖魔化。当时确实是那个做摇滚乐的人比较另类,长头发或者光头,然后牛仔裤看着脏兮兮的。其实不是,因为当时我们看的书,比如说就像《光荣与梦想》,大家很少看到关于摇滚乐的资讯,就是看到那些就是反正往酷走。中国早期的摇滚人舍弃了稳定的工作,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进行创作,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群不务正业者。

黄燎原:当时比如说丁武和王狄,为了能这么坚持下去,他们就自己画风筝,就每天没日没夜的画风筝,然后卖了风筝去养自己的音乐,1989乐队大夏天把所有的大被子,把门把窗户所有都围上,然后就在这种完全是一个暖房里面,蒸桑拿一样,就所有人穿着一个小裤衩,甚至最后不行连裤衩都脱了,就在里边练琴、排练什么的。

解说:黄燎原说他们那么努力的玩摇滚,但它一点市场都没有,根本看不到出路,中国早期的摇滚人完全是往死路上扎,往死胡同里走。

曾子墨:摇滚乐最初在中国出现很多人都觉得它是地下的,灰色的,不能见到阳光的。

黄燎原:我们刚开始的摇滚乐是口口相传,是靠口碑,因为没有报纸可以介绍你,没有广播可以说,你只能一个人告诉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乐队特别好,但是可能马上就要被查禁了,不能演了,你看不到了,类似于传播这样的消息,然后或者我们自己会印一些海报去粘贴。

曾子墨:会被监管部门常常的查封吗?

黄燎原:那个时候是,对,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演出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人,就说这不能演了,这种事就是家常便饭。所以有的时候我印象里比如说要换时间了,换地方了,都不说了,就底下一个小团体通知,来不来观众,来几个人也不管了,然后就突然从这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就去演。

解说:据资料显示1989年崔健正式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国诞生了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专辑。1994年魔岩唱片在内地签下的张楚、窦唯、何勇等人,同时推出了自己的专辑,这一年成了中国摇滚乐的春天,然而伴随着张炬在一场车祸中不幸离世,摇滚乐也开始进入动荡期。

曾子墨:跟随中国的摇滚乐一路走来,有过你特别难过的时候吗?

黄燎原:我觉得可能是张炬的死,是大家最难过的时候,那是中国摇滚乐失去的第一个人。当时中国摇滚圈出现过一些问题,当时张裴仁在中国大陆成立了一家滚石的子公司,叫魔岩,魔岩文化开始来签摇滚乐队。那么有人可能跟公司合作了,有人没有,有人什么什么,那个时候摇滚圈会出现一些不和谐,因为大家奋斗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你有这个机会,反正有一些事情。所以当时有些人互相之间已经开始不来往,但是因为张炬的死所有人又重新聚在一起,就是平时已经交恶很深的人都过来拥抱,然后握手,然后眼里闪着那种眼泪,那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摇滚乐又变得空前的团结。我就说一个死人还要为活人去化解恩仇,张炬是一个伟大的人。

解说:张炬是唐朝乐队的贝司手,黄燎原说他年轻、帅气、人缘好、有创作才华,唐朝现在最好听的歌曲之一《月梦》就是他写的,张炬是最值得怀念的摇滚英雄。尽管随后还有很多乐队推出了自己的专辑,但除了1999年的“北京新声”有一些动静之外,中国摇滚乐却一直在一种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苦苦挣扎。在摇滚乐处于最低谷的时候,黄燎原一直致力于摇滚乐的商业推广和活动策划,2004年举办了贺兰山音乐节,这次音乐节吸引了众多的乐迷,也被媒体笑称是第一个赚钱的音乐节。

黄燎原:2004年举办贺兰山音乐节的时候是中国摇滚乐队一个最低谷的时间,那个时候所有的摇滚乐好像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好像没有人再去看摇滚乐了,没有人再去听摇滚乐,那个情况大概也持续了有那么几年的时间了。

解说:黄燎原说音乐节在沙漠上举行,遇到了很多的难题,他们提前两个月种植小米固土,因为蚊子太凶猛,还在主办方的帮助下动用空军洒药灭蚊子,药性可直入地下三尺。

黄燎原:当时累得都不行,当时我女朋友去看我,然后我真的是一会儿红胡子,一会儿白胡子,就是乱长。到了当天我的投资人跟我说,说老黄这回可能又完蛋了,又赔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一共才卖了不到一千张票,我完全就崩溃了,我就说这个怎么弄啊?他说反正没关系,赔了就赔了,咱还得做。

曾子墨:给我们描述一个场景,或者是当时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在你记忆当中是最幸福的。

黄燎原:到开幕前一天,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睡醒了觉,然后大早上要去现场,我就推开宾馆门,出来一看满大街全是汽车,就全是外地牌照的汽车,上面都插着各种小旗子,上面有的写着什么摇滚不死,什么摇滚万岁,贺兰山音乐节我们来了,还有的人认出我,跟我们打招呼。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完全就崩溃了,全城的车就全是为了这一个目标赶来,那个时候真的是你会觉得一切东西都值了,当时也不知道票房怎么样,也不知道什么,但你就觉得这么着已经值了。

解说:梁龙是知名乐队的主唱,也是这次音乐节的参与者,他说贺兰山之后音乐节正式跨入了中国的市场化,到现在为止可能变成一年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大规模的音乐节,但音乐节“井喷式”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困扰着摇滚乐队。

梁龙(知名乐队主唱):对音乐节来讲,其实对市场一定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肯定的,这是毋庸置疑,不管它是流行音乐节还是纯摇滚的,还是摇滚流行参半的。它首先对文化的市场的带动是起到了作用,但这里面同时浮现出一个问题,就是专业性不够强,没有那么多专业的人去做音乐节。这也就出现了个什么问题呢?音乐节就是一锤子买卖,对吧,比如说沈阳有个音乐节,今年做的风生水起,前面宣传,结果乱七八糟,第二年就没人投钱,这样谁受伤害呢?艺人,首先是艺人,这种音乐文化,所以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专业的人进来操作这个音乐节。

解说:树村这个在北京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村庄曾经有大量的摇滚乐队在这里排练和生活。在一些乐队的心中,这里承载了他们的梦想和现实,也是很多乐迷的“朝圣之地”。张宇是知名乐队的主唱,十年前为了摇滚梦他带着乐队从老家来到树村。

张宇(知名乐队主唱):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在树村,都是为了一个想法来到那么一个乌托邦。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像一个拳头,后来离开树村的时候只是说树村要拆,谁知道真的假的,反正后来拆了一半,当地老百姓对我们也深恶痛绝,受不了。

解说:随着树村和霍营的先后拆除,再加上传统唱片业的不景气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一些老乐手选择了离开和转行。张宇所在的乐队也进入了成员频繁更换的时期,当年和他一起闯天下的朋友都陆续的离开了。

张宇:那些元老吧已经都不在了,因为我们在中国是一个更换成员比较频繁的一支乐队,更换了很多,现在都是一批新的年轻人在乐队里。我们乐队来说就是自己忙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事,我就是这家雷鬼堂的店,像其他的有一些剪视频,给电视剧什么配音效,电影配音效,还有一些其他接自己的活,还有一些其他的演出啊,包括教学生啊,都是这些。

解说:虽然近几年乐队演出的机会挺多,人员也开始稳定,但要是有比较好的收入还是有一定难度,几年前张宇和女友开了这家店,希望能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

曾子墨: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慢慢地离开了、放弃了。

黄燎原:很多这样的,其实摇滚圈也说过这个话,就是说有的人离开了,然后放弃了,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他们已经为此奋斗过了。因为人总要有其他的选择,而且我觉得衣食温饱确实还是第一的选择,就当你衣食温饱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曾子墨:看到有人放弃或者说摇滚乐不景气的时候,你会痛心吗?

黄燎原:因为摇滚乐已经很艰难了,我从看着一路走来,我觉得在摇滚乐身上发生什么事都是正常的。我经常跟媒体说,我说中国摇滚乐发展这么慢,主要就是媒体造成的,我觉得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摇滚乐经常发起赈灾义演什么的,媒体也不去报,然后摇滚乐什么窦唯烧个车上头条了,然后把摇滚乐妖魔化,说摇滚乐什么群交,说什么毒品,其实这些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你是粮站的菜站的都可能发生的事情,你非要把它安到摇滚乐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

解说:近几年摇滚乐队的人员构成和乐迷的参与群体发生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成了主要群体,新一代年轻的乐队选择了与他们前辈完全不同的道路,很多人都有正当的职业。大毛是年轻乐队的吉他手,是一个80后,他在一家旅行社工作。

大毛(年轻乐队吉他手):我们这个还是以工作为主嘛,音乐毕竟只是我们生活业余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只是发挥一个我们的爱好。我们这个乐队的几个人呢平时都有各自的工作,各自的生活,我们觉得摇滚乐只是一种精神状态,就像我们也是把这种精神状态在工作中,平时生活中也会表达出来。

解说:大毛把他们的乐队称为业余乐队,他说音乐是工作和生活的最后一位,不用音乐来养活自己才能真正的去表达一些自己的东西,更随行一点。

曾子墨:今天的中国摇滚乐呢,和过去相比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黄燎原:我觉得今天就是变得百花齐放,基本上西方摇滚乐有的形式我们也都有了,而且现在我们可能从更多的从模仿变成了自我创作,但是整个的局面都还不是打得特别开,虽然现在音乐节已经变多了,但是真正能够上舞台的,能够拿得出来的其实还是那几个乐队。

曾子墨: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呢?

黄燎原:商业角度现在还不是很好,但是假如说像谢天笑、痛痒、二手玫瑰这种档次的乐队,生活算是小康,或者说还不到小康,就说能生活了,也算是衣食无忧了。但是再年轻的乐队或者说还有一些老乐队,其实生活还是挺艰难的。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处于贫困的状态。

解说:阿彬和大毛同在一个乐队,他是乐队的鼓手,他说乐队参加音乐节的机会不多,只能参加一些小型的演出。他简单的给乐队算了一笔账。

阿彬(年轻乐队鼓手):比方说一个专场,一个Live house的专场,一场可以得到费用是三到五千,然后一个月演两场的话就是六千到一万大概这个收入,然后水电房屋这种费用一个月就要占去两千左右吧,两千大概就是乐器的保养啊,还有设备更换,所以一个月基本上就持平。大概每个人拿到手的基本上只有打车钱,还有吃饭钱。

张宇:演出对于我们的生活可以支撑,但是你说活的多好是不太可能,因为环境在这,摇滚乐在中国好像就是这样嘛。从小你得熬,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有自己的努力,熬到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了。

梁龙:是这样的,任何一种理想也好,或者一种信仰也好,它一定需要一个左左右右的扶持,对吧。在摇滚乐这么多年从来没得到扶持的情况下,它能坚持下来,我认为这首先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男: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

解说:在我们的走访中,很多年轻乐队认为在未来的职业化道路上,他们会比前几代摇滚人更加的艰难,一些年轻乐队不再把“批判性、革命性”作为创作的基础,他们认为时代已经变了。

曾子墨:今天的中国摇滚乐有足够的思想性、批判性、革命性吗?

黄燎原:我觉得其实有,中国摇滚乐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足够的营养给你,甚至不比文学界少。

曾子墨:给我们举个例子,像您所谈到今天中国摇滚依然存在的批判性,革命性比如说体现在哪?体现在哪首歌,什么歌词?

黄燎原:我还是来说二手玫瑰吧,二手改过两句古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手写的叫。

男:乡间的酒肉它臭了,北京冻死骨啊。

黄燎原:他实际上讲了一个现象,就说其实有钱的人慢慢都在乡下去买了别墅,城市里挤满了打工的人,实际上他是讲现代生活,但是他并没有批判富人的这个观点。这个就是跟上一代摇滚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他的歌曲中隐含了对社会的批判,但是他同时还歌颂了某种美好的世俗生活。这是跟原来都是打倒打倒,革命革命这样的摇滚乐是完全不一样。

梁龙:一个没有批判的摇滚乐队就不称其为摇滚,对吧。你作为摇滚乐的一个创造者,一个艺术家,你必须首先具备批判精神,这是一定的,那么关于主流的这种摇滚的文化运用,我认为我们也大可不必深究,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摇滚乐创作者你必须永远提出置疑和问题。

解说:梁龙是知名乐队的主唱,1994年开始做摇滚梦,2000年开始混迹于这种梦想里的摇滚圈,做摇滚乐队也已经有13个年头,他说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摇滚乐队出专辑或演出一直面临比较严格的文化审查,这有些让他不可理解。

梁龙:这个监管机构我认为还是很可笑的,甚至很愚蠢的。就是你又希望你的孩子好,但是你又不想让孩子做这样那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变态的行为。

曾子墨:除了出专辑要被审查之外,像你们每次音乐节的演出或者是比如说live house里面演出,包括演唱会歌词都要被审吗?

黄燎原:都要被审,现在不光是审歌词,还要审视频呢,就说你原来的现场是什么样,还要审这个。就说可能有一些说脏话,提醒你一下别说脏话了,比如说你这个脱衣服,别脱了,也没那么热什么的。其实有时候文化官员有的也挺客气的。我有时候也很理解他们,他们做一些在他们那个职位上应该做的事情。

解说:黄燎原说回想起很多往事,感觉有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官员在暗中帮助并保护了摇滚乐,时间长了才知道应该感谢的人是什么人。

黄燎原:有一年华东水灾,我们去做赈灾义演,就去一个地方报批,然后这个官员就说你这个怎么可能呢,就说别添乱了,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天灾了,不需要再有人祸。就特别气人,当时差点抽他,后来就走了,到了当天晚上,有一个人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说告诉你们这个事是肯定没法演,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民政部的批文。啪就把电话挂了,后来我们突然一想这个人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去拿一个民政部的批文就可以了,后来他们最后也给批了,那个官员他实际上不能直说,但是他提醒你,你要去做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只是他在其位,他不能直说这个话。

曾子墨:和国外的摇滚乐相比呢?我们之间的差别或者差距是什么?

黄燎原:其实在国外的乐队,除了像U2这种特别政治化的乐队,特别关怀性的乐队,其实很多乐队就已经不再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摇滚乐队了,基本上都是变成流行乐队。然后他们也讲述一些身边的事,有时候也写点什么东西,但是就是批判性没有中国摇滚乐那么迫切和强烈。因为中国摇滚乐还是有一种比西方更迫切的批判性的义务和责任。在西方因为体制相对比较完善,大家可能进入了一个生活流,就是我们还在发展中,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就是一边批判一边成长,没有批判了就成长不了我觉得。

曾子墨: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种社会和文化的不同土壤,导致了音乐本质上的一些差别。

黄燎原:对,我觉得是跟体制有关系的。

曾子墨:黄燎原说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时刻保持对世俗生活的警惕,因为世俗生活实在太强大、太诱人,我们满怀喜悦地接收诱惑,但又不要忘记自己旁观的身份和责任,这也许就是摇滚乐在这个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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